在创办一家新的生物技术公司后不久，David Li意识到他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

Li一直在进行生物技术创业者通常在寻求投资前会开展的竞争性研究。他列出了他的初创公司Meliora Therapeutics可以 pursue 的药物靶点清单，并对照潜在竞争对手进行了核查。

Li很快发现，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已经在研究他清单上的许多靶点。出于好奇，他访问了上海和苏州，目睹了初创公司疯狂投入工作的热闹景象。

“他们根本没有在考虑美国。他们只是想创造更多价值并生存下来，以便与中国下一个对手区分开来，”他说。“他们行动迅速。数量很多，而且竞争非常激烈。”

Li的经历说明了一种可能给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带来压力并改变其药物开发战略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大型制药公司正在 从中国获得实验性药物的许可。风险投资公司正在测试类似的策略，围绕源自中国实验室的化合物创办新的美国初创公司。这一转变来得很突然，过去两年许可交易迅速增加。而且这一切发生之际，中美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阴影正日益拉长。

今年1月在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上接受BioPharma Dive采访的高管和投资者认同Li的看法。他们预计此类交易将会加速，并在此过程中迫使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更加努力地脱颖而出。

“我们一直在警告人们，我们正在失去优势，”细胞疗法制造商Nkarta的首席执行官、美国游说团体生物技术创新组织前主席Paul Hastings说。“创新现在正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或许没有比ivonescimab更清晰的例子了，这是一种由中国康方生物开发、美国Summit Therapeutics获得许可的药物。最近在中国进行的一项肺癌研究结果显示， ivonescimab的表现优于Keytruda，后者是默沙东占主导地位的免疫疗法，目前是制药行业最赚钱的单一产品。

这一发现“让人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高度关注，”罗氏业务发展主管Boris Zaïtra说，罗氏销售Keytruda的竞争对手产品。

快速推进的研究

如今的交易热潮源于 中国政府 通过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来提升国家生物技术能力的努力。在生命科学领域，该计划提供了资金、折扣甚至免费的实验室空间以及拨款，以支持Li所描述的“强大的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技术公司。

结果显而易见。上海和苏州等地拥有技术娴熟的科学家队伍和数百家雇佣他们的本土公司。类似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和旧金山生物技术中心的科学园区已经涌现。

中国企业通常比美国同行行动更快、成本更低。据Li估计，初创公司可以在18个月或更短时间内从创立进入临床试验，而在美国需要几年时间。临床试验入组速度快，同时人员和供应链成本更低，帮助企业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推进药物。

“如果你是中国境内的一家公司开展试验，仅仅凭借你所处的工作网络，你支付的费用只是我们所支付的一小部分，而且患者可及性足够高，你可以推进得非常快，”武田制药研发主管Andy Plump说。“所有这些都是促成因素。”

投资银行Jefferies的分析师在12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些因素所促成的是大量且不断增长的候选药物储备，其中许多被设计为现有药物的“me too better”版本。最初专注于肿瘤学，中国企业现在正在多个治疗领域产出高质量的化合物，包括 自身免疫疾病 和 肥胖症.

“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投资热潮，资本成本非常低，所有这些公司都推出了庞大的管线，”生物技术投资者、风险投资公司Curie.Bio创始人Alexis Borisy说。“任何人在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所做的任何事情，你大概都能在中国生态系统中找到10到50个版本。”

从“me-too”到“me-better”

多年来，西方生物制药高管一直在考察中国生物技术实验室的管线——这种探索产生了一些许可交易和研究合作。Borisy就是其中之一，他于2020年创办了一家名为EQRx的公司，试图将已获批药物的中国版本引入美国并以更低价格销售。EQRx的计划适得其反，因为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查 针对仅在单一国家人群中测试的药物。

然而，现在交易步伐已迅速加快。这有几个原因。据Plump说，其中之一是正在开发的药物化合物质量不断提高。“me too”正在变成“me better”，有可能超越现有疗法并为公司带来可观收入——比如百济神州的血液癌症药物Brukinsa，在 治疗白血病的新处方中，去年超越了同类型的两种成熟药物。

Plump说，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公司正变得更具创新性，研究可能尚未产生上市药物的药物靶点，或者最先进的竞争对手尚处于早期测试阶段的靶点。Li指出，中国公司正在攻克更难的“工程问题”，比如制造复杂的多功能抗体药物或抗体偶联药物。

“有那么多[公司]，新资产会不断涌现，”Li说。

与美国类似，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也在争夺资金，这促使它们考虑与跨国制药公司达成许可交易。与此同时，这些制药公司正在寻找廉价药物，以便在迫在眉睫的专利悬崖到来之前将其纳入自己的管线。这两种趋势正在“碰撞”，Arch Venture Partners的董事总经理Kristina Burow说。“我看不到这种情况会结束。”

统计数据印证了Burow的观点。据Jefferies称，去年中国开发药物的交易数量和平均价值达到创纪录水平。Stifel的Tim Opler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制药公司目前约三分之一的授权引进分子来自中国，高于2020年至2022年间的约10%至12%。

“我看到我们有巨大的机会与中国公司合作共事，”武田的Plump说。

也有几家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公司围绕源自中国的药物而建立，其中包括 Kailera Therapeutics, Verdiva Bio, Candid Therapeutics 和 Ouro Medicines，它们都以九位数的融资轮启动。

“过去几年里，中国涌现出了许多非常优秀、高质量的分子和数据，”百时美施贵宝研发主管Robert Plenge说。“而且这也不再仅仅是重复用完全相同类型的分子所做的工作。”

地缘政治风险

这些交易发生在不确定的背景下。美国国会过去一年左右一直在讨论《生物安全法案》的各种版本，该法案将 限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与某些中国药物承包商合作。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呼吁 对涉及中国军队医院的临床试验实施新限制 。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已威胁加征关税，可能波及各个工业部门。

“我们不知道新政府会做什么，”汇丰创新银行的董事总经理Jon Norris说。

《生物安全法案》“一直反反复复，”Hastings补充说，他认为该立法如果通过，任何影响都将是最小的。相反，Hastings想知道未来的关税是否可能更成问题。“来自中国的其他商品将被征收关税。这是否包括原材料和创新？很难想象不会，”他说。

但高管和投资者预计交易将继续，这意味着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将不得不做更多工作来竞争。

“美国公司需要弄清楚他们能带来什么别人无法带来的东西，”Arch的Burow说。

Borisy说，研究首创药物的初创公司需要比以往更加保密。“不要发表。不要在科学会议上展示。不要张贴海报。尽量让你的初始专利申请尽可能晦涩难懂，”他告诫道。

“论文一发表，或在任何科学会议上展示海报、演讲或专利，就假设它已经引发了千帆竞发。”

那些进展更快的公司应当预见到，中国的企业会迅速跟进，推出可能更优的药物。“随便拿出一个劣质分子就能开辟一个新领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说。

BridgeBio Pharma首席执行官尼尔·库马尔认为，更激烈的竞争未必是坏事。随着制药公司从“更便宜”的起点获取药物并更快地推进研发，药物开发可能会变得更高效。

风险投资资金可能会流向更新颖的想法，而不是扶持一大批相似的公司。“如果这突然让我们不再那么‘盲目跟风’，”库马尔说，“我对此没有意见。”

李同样认为，未来美国公司需要聚焦于“新颖性和创新”。在他自己的公司，李目前正在研究“我们认为其他人无法触及”的领域。

“游戏规则一直没变。要把极具差异化的东西推向市场，”他说。但“门槛已经提高了。”

Gwendolyn Wu和Jacob Bell对本文报道有贡献。